潘雪婷 穆月英 ||国际关系对中国大豆进口来源的影响||《世界农业》2022年第7期

国际关系对中国大豆进口来源的影响

作者：

潘雪婷1，2 穆月英1

作者单位：

1.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文章刊发：潘雪婷，穆月英.国际关系对中国大豆进口来源的影响[J].世界农业，2022(7):57-66.

1 引言与文献综述

中国是大豆生产和消费大国，大豆作为食用油和饲料加工的原材料需求量巨大，但是国内的大豆供给无法满足不断上升的大豆需求，导致中国对于国际大豆市场的依赖日益增加。近些年的国际环境变化多端，给中国大豆进口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大豆进口格局也因此得到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大豆作为中国主要农作物之一，现有研究多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进行探讨。中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主要是指大米、小麦、玉米、大豆和薯类的国内自给率，但基于中国大豆产业高进口依存度的现状谈国内自给率，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指导意义。而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1983年提出的“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来看，中国大豆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进口安全。

在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大豆作为中国最早开放进口的农产品，一直都是各方争议的焦点。仅十年间，中国就从主要的大豆出口国转变为世界第一的大豆进口国。根据海关总署数据统计，202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突破10 000万吨，超过95%的进口来自巴西、美国、阿根廷，进口市场高度集中。大豆进口依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进口大豆作为豆油和豆粕的原材料，产业链条长、涉及范围广，如果大豆价格上涨，其必然会带动下游产业的相关农产品如肉、禽、蛋、油等价格的上扬，从而推高中国总体农产品的价格，增加通货膨胀压力。所以保障大豆进口数量和进口价格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图1展示了1992—2020年中国大豆产量、进口量以及部分年份的大豆自给率，可以看出，中国大豆的产量仅小幅波动，2015—2020年呈现略微上涨的趋势。参考陈彧对于中国大豆自给率的计算数据可知，1992—2017年大豆自给率从38.10%下降至17.34%，整体步入下行通道。除了1993—1996年和2004—2007年跌幅较大外，其余年份下跌趋势较为平稳。大豆进口方面，自1995年起，中国大豆进口总体上呈现快速上涨的趋势，仅在2002年、2004年、2011年和2018年有过较为明显的下降。2002年和2004年的两次下降主要源于“大豆风波”，引起风波的原因包括国内供求信息失灵，以及大豆企业尚不适应国际市场灵敏多变的走势，2011年的下降受到美国大豆总产量下降影响，2018年则因为中美贸易摩擦。由此可见，中国大豆进口极易受到大豆国际市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为了稳定大豆进口，中国需要减少来自单一进口国的风险，使大豆进口来源多元化。

根据UN Comtrade统计数据，近十年中国大豆的进口结构发生一定改变。2013年，中国进口巴西大豆的比重超越美国跃居第一，尤其在2018年由53.31%一跃增长到75.07%，而进口美国大豆的比重则出现下降趋势，2018年后进口美国大豆的占比虽然有所回升，但和巴西大豆的差距依旧较大。图2显示，美国大豆和巴西大豆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阿根廷曾是中国大豆进口的第三大来源国，但是近些年来占比缩水严重，到2018年阿根廷大豆占比（1.66%）已低于加拿大所占份额（2.04%），和乌拉圭（1.36%）与俄罗斯（0.93%）相差不大，2018年后，伴随着巴西大豆占比的下降，阿根廷大豆占比有所恢复，巴西和阿根廷两国的大豆之间也存在部分替代关系。

关于中国大豆国际贸易格局的研究较丰富，多数研究结果都认同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和国际关系变化均会对中国大豆进口产生影响，多元化进口格局可以提升中国大豆的进口安全。国际价格是中国大豆进口变动的重要因素，市场的政策干预可以影响大豆国际价格。虽然中国大豆进口占世界大豆贸易比重超过半数，但是由于进口存在较强依赖性，中国大豆难以获得买方市场势力，更容易受到价格改变的冲击。现阶段，大豆呈现“二元主导”格局，国际关系的改变也激发出大豆的战略商品属性，大豆进口贸易的变迁已成为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全球化的深入使经贸发展与外交活动和政治关系的联系越发密切，已有较多分析国际关系与经贸往来的研究。其中，农产品国际贸易在贸易政策和产品性质上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面临国际国内的双重博弈，更需要关注国际关系的影响力。张玉梅等分析了中美经贸协议对世界大豆产业的潜在影响，认为持续的贸易摩擦会大幅降低中国对美国大豆进口，增加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大豆进口。刘嗣明等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贸易网络的进口节点和入度没有产生较大影响，但是贸易强度发生了变化。余洁等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下，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发生显著贸易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激发了非传统国家指除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农产品出口大国以外的国家。进入大豆贸易市场。曹历娟等认为落实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可以推动中国大豆等农产品进口格局的较大转变。孙致陆等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粮食贸易增速加快。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贡献和创新之处有两个方面：一是不局限于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中国传统的进口来源国，而是拓展了大豆进口来源国。中国对于加拿大、乌拉圭和俄罗斯等国的大豆进口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这些国家对于中国大豆的进口多样性也有着重要意义。二是系统分析国际关系对中国大豆贸易的影响。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和“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广泛地考察了国际关系变量，从高层互访、双边协定和双边摩擦3个层面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10年1月至2021年10月中国对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乌拉圭和俄罗斯的大豆进口月度数据，基于Rotterdam模型就国际关系和市场价格对大豆进口贸易来源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在中美贸易摩擦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为中国大豆进口市场的稳定和安全提供有效建议。

2 模型和数据来源

2.1 Rotterdam模型

定量分析进口产品需求有两种常用的方法，一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则，通过效用函数推导出进口产品的马歇尔需求函数；二是利用生产函数推导出利润最大化或是成本最小化的进口产品的需求曲线。由于进口大豆主要是作为豆粕和豆油生产的原材料投入，并非最终的消费品，因此基于生产者理论的Rotterdam模型更适合分析进口大豆的需求因素。Rotterdam模型由Barten和Theil提出，通过生产者成本最大化原则得到生产函数，再进行全微分后离散处理得到。Barnett和Serletis指出，Rotterdam模型的出现是实证需求分析的转折点，近些年已经成为分析进口需求的主要模型之一，如高颖等定量分析中国大豆及大豆油的进口结构、杜浩然和黄桂田对货币资产的替代弹性进行估计、许荣和肖海峰分析中国羊毛进口市场的结构变化等。根据朱满德和江东坡的研究，进口大豆和国产大豆在榨油领域具有较强替代性，在食品加工领域为弱替代性，而进口大豆多用于榨油领域，故而假设进口大豆和国产大豆存在弱分离，需要通过厂商实现两阶段利润最大化决策过程推到不同来源国的需求方程。

一般形式的Rotterdam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ω_i为自i国进口大豆金额占总进口金额的比重，q_i代表厂商从i国进口大豆的数量，d(lnq_i)表示进口大豆量的增比，θ_i表示边际成本份额，π_ij为价格系数，表示进口价格与进口数量的关系，当i=j时为自价格系数，当i≠j时为交叉价格系数，p_j表示不同国家进口的大豆价格，d(lnp_j)表示进口大豆价格的增比。d(lnQ)是Divisia进口数量指数，模型需要满足以下约束条件：加总性，齐次性，对称性，π_ij=π_ji。支出弹性、希克斯价格弹性和马歇尔价格弹性公式分别为e_i=θ_i/ω_i、e^c_ij=π_ij/ω_i、e_ij=e^c_ij—e_iω_j，ij=（1,2,…,n）。希克斯弹性为剔除收入效应之后的价格弹性。考虑到季节因素，故而在模型中加入季节变量seaon。其中，北半球大豆的收获期是每年的9—10月，设定9—10月的northseaon=1，其余月份为0；南半球（巴西、阿根廷）大豆的收获期为每年的3—5月，设定3—5月的southseaon=1，其余月份为0。为了反映国际关系对中国大豆进口的影响，引入国际关系变量pol_i到模型中。

加入季节变量和国际关系变量后的不同来源国大豆进口需求模型方程如下：

考虑到模型中各密切相关的内生变量的误差项可能存在异方差和同期相关性，研究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方法进行处理。又因为中国对各国大豆进口占比之和等于1，误差协方差矩阵为奇异矩阵，模型删除“其他来源国”这一方程。

2.2 数据来源

大豆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数据库，大豆定义为HS编码为1201的大豆（无论是否破碎）。中国大豆进口来源国主要为美国、巴西、阿根廷，近些年也逐渐增加了加拿大、乌拉圭和俄罗斯，加拿大、乌拉圭和俄罗斯分别约占中国大豆进口总量的3%、2%和1%。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跨度是从2010年1月至2021年10月。样本的进口量单位为千克，进口金额单位为美元，选取进口金额和进口量之比做价格的代理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研究，本文选取国际关系变量如下：①高层互访（visit），表示特定时间内两国政治领导人的互访情况。以互访、在第三国会晤、双边国家领导人问候次数的加权和表示，其中权重以领导人级别来定，元首级别领导人权重为2，其他国家级别领导人权重为1。②双边摩擦（conflict），表示中国与出口国直接的摩擦情况。以特定时间双边摩擦次数的加权和表示，严重摩擦权重为2，一般性摩擦权重为1。③双边重要协议及文件(agreement)，包括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司法、旅游、运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领域签订的合作文件。以上数据均来源于外交部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统计。考虑到贸易主体的反应时间，国际关系数据均滞后一期。

3 回归估计结果及分析

各方程扰动项之间“无同期相关”检验P值为0.000，表明使用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方法进行系统估计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因为研究使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对于结果需要进行自相关检验。考虑到样本数仅为141属于小样本，故而采用Ljiung-Box Q统计量进行检验。自相关检验发现，美国、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加拿大和俄罗斯的P值均大于0.1，即所有单方程的残差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无法拒绝无自相关的原假设，故而可以认为回归结果不存在自相关。由于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ω_itd(lnq_it)和d（lnQ）之间存在同步性，需要对模型内生性进行检验，参考许荣和肖海峰的做法，这里检验d（lnQ）的外生性，即证实不存在cov（ε_iε_j）=απ_ij这样的线性关系。利用残差协方差矩阵与模型得出的价格系数的OLS线性回归可以发现，α并不显著，可以认为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综上所述，模型在估计结果方面总体可行，模型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是利用月度数据估计的大豆进口需求模型结果，可以看出，美国、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支出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这与经济学中收入弹性相吻合，即当中国大豆进口总量增加时，从上述国家的进口数量都有所增加，其中阿根廷受到影响最大，其次是巴西、美国、乌拉圭，可见随着中国大豆进口的持续增加，或有望突破大豆进口的“二元格局”。对角线上是自价格系数，其余为交叉价格系数。除加拿大外，所有的自价格系数均为负值，其中阿根廷、乌拉圭和俄罗斯的结果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但是俄罗斯的自价格系数仅为—0.002，影响非常有限。比较来看，阿根廷和乌拉圭更容易受到价格冲击，而美国、巴西和加拿大相对不受价格影响，这也间接说明中国大豆缺少买方势力，进口价格调控对“大豆大国”不敏感。显著的交叉价格系数主要集中在南美三国之间，其中，阿根廷大豆的价格上升会促进中国对巴西大豆的进口，即阿根廷大豆和巴西大豆对中国的出口存在替代性，符合阿根廷和巴西作为大豆主要出口国又相互临近，产品存在竞争的现实；而乌拉圭与阿根廷交叉价格为负则说明两国具有互补性，这可能是因为两国大豆种植关联密切，阿根廷人对乌拉圭大豆有较多的投资开发种植。除此以外，美国与乌拉圭交叉价格在5%显著水平下具有一定竞争性，巴西与美国在10%的显著水平下有一定互补性，可能是因为同为大豆供给国易受到国际变动同方向影响；巴西与其他来源国具有替代性，但系数较小，显著性不高。季节变量中，北半球国家（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在南半球大豆收获季节这一控制变量上均显著为负，巴西则显著为正，乌拉圭结果并不显著，说明季节对于大豆出口有一定的影响，而阿根廷却显著为负，但系数较小，侧面说明了近些年巴西大豆的强势，巴西和阿根廷大豆存在一定替代性。

表1下半部分是国际关系变量结果。第（1）列是中国进口美国大豆所受国际关系变量的影响结果，可以看出美国大豆对中国的出口一定程度上受到中美双边摩擦的负向影响，同时中国与加拿大的高层互访会显著提升中美大豆贸易，这可能是因为加拿大作为美国坚实的盟友能从侧面反映中美之间的关系。其他的国家关系变量对美国大豆并不显著，这说明，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博弈不断，一般性的国际关系变化对大豆这种“刚需品”短期影响不大。第（2）列是巴西，巴西大豆受到中加高层互访的负向影响、中美双边摩擦的正向影响和中美贸易高层互访的负向影响，可以看作是美国和巴西大豆的一种替代关系。同时，中美双边摩擦变量对于巴西大豆和美国大豆的影响系数大小相同，即中美贸易摩擦所减少的美国大豆进口的份额多数从巴西大豆处补全。中阿双边协定和中阿高层互访对巴西大豆出口中国有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34和0.083，在第（3）列，中巴双边协定对阿根廷大豆出口的影响系数为0.016。这说明，占据出口份额大的两国之间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

第（4）列是乌拉圭，乌拉圭作为南美大豆出口的补充，所占份额较小，易受到其他出口大国的影响。中阿双边协议和中阿高层互访对其有正向影响，中美高层互访和中巴高层互访对其有负向影响，可以发现，大份额的美国和巴西更多地挤出了乌拉圭的大豆对中国的出口，而近些年差距缩小的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则为溢出效应。第（5）列是加拿大，中加高层互访、中美高层互访、中巴高层互访均对其大豆出口有显著正向影响，中阿双边协定对加拿大大豆出口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加拿大和美国的国际关系变量的正向影响源于自身与中国国际关系改善和盟友与中国的国际关系改善，巴西相关变量的正向影响可能来源于平衡南北季节的大豆进口差，阿根廷的负向影响来源于阿根廷大豆后期份额的下降，使得阿根廷和加拿大的大豆处于竞争地位。由于俄罗斯占比较低，国际关系变量影响系数又很小，部分结果可以看作是国际大豆市场波动的结果。

综上所述，中国与大豆出口国的国际关系不仅影响双边贸易，还对第三国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在中国对大豆的刚性需求下，必须维持稳定大豆进口，而国际关系的改变会影响大豆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贸易成本与风险。国际关系恶化可能造成双边贸易成本的上升，双边摩擦可能对市场运转产生干扰、撕毁已有贸易协定或是推迟甚至停止经济合作，例如中美贸易摩擦就提升了双边贸易壁垒，关税增加了贸易成本。

根据表1中的结果计算支出弹性、希克斯价格弹性和马歇尔价格弹性，具体结果如表2、表3所示。从表2可知，支出弹性上，中国大豆进口市场对于份额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的阿根廷与乌拉圭富有需求支出弹性，支出系数分别为3.069和2.285。美国、巴西、加拿大、俄罗斯支出弹性小于1，为缺乏弹性。可见，2010年后，中国大豆进口来源国结构的变化并不是主要由支出拉动的。

表2马歇尔价格弹性的对角线数据是马歇尔自价格弹性，可以看出，乌拉圭的自价格弹性大于1，是富有弹性的，即中国从乌拉圭进口大豆数量对于价格变化十分敏感，对于美国、巴西、阿根廷、俄罗斯则并不敏感，其中美国和巴西的系数较低（加拿大的支出系数最低且不显著）。从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大豆进口已出现明显的“二元结构”，而中国大豆进口量并不受到“二元”巴西和美国大豆价格的调节，可见中国大豆进口对于美国和巴西的依赖较高，进口“二元结构”有固化趋势。

表2马歇尔价格弹性区域的非对角线数据是中国进口大豆来源国之间的交叉价格弹性。其中，美国、巴西之间的交叉弹性为负，理论上与其竞争性不符，但是和现实中巴西大豆在高份额时涨价相符合，间接表现了价格对美国和巴西大豆调节能力较弱，阿根廷与美国、巴西，乌拉圭与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与美国、巴西、乌拉圭的国家的负交叉弹性也说明了小份额国家更易受到出口大国的裹挟，美国和巴西大豆价格发生上升变化对于美洲大豆出口中国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在大豆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大国效应”逐步凸显，中国在大豆国际市场上的偏好推动了价格，侧面说明了中国大豆进口不是仅由价格决定，贸易决策和国际关系对大豆进口也有一定影响。

表3汇总的是希克斯价格弹性，不同于马歇尔价格弹性，希克斯价格弹性剔除了收入效应，仅反映替代效应的影响结果，可以更加准确解释不同来源国大豆出口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可以看出，希克斯价格弹性在数值（不考虑符号）上多数小于马歇尔价格弹性。份额较少的国家交叉弹性也恢复到正常的替代品状态，再一次证实了前文对于“二元结构”固化、依赖性较高、价格调节有限的论述。

4 进一步分析

实际上，除了被广泛论证的关税成本增加价格外，国际关系还通过其他路径影响大豆贸易格局。中国大豆进口占世界大豆贸易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份额远超大豆贸易总量第二位的欧盟，中国在大豆国际市场上占有越发重要的地位，故而大豆的战略性是双方面的。一是在“二元主导”供给格局下，变化的中美、中巴关系所激发的战略性；二是还通过中国的“一元主导”的需求关系，拉动乌拉圭、俄罗斯等非传统国家的大豆贸易，可以说国际关系的影响路径建立在大豆的战略性上。

第一，协议、互访等外交行为多数会给双方带来基础设施的优化，包括道路建设和贸易制度的优化，即在贸易运输、海关申报、贸易标准等方面产生正向影响，由此提升贸易的便利性，减少贸易隐形成本，提升两国的贸易数量。反之，两国的冲突可能产生非关税壁垒或隐性关卡，造成贸易的不便利，由此减少两国的贸易数量。

第二，国际关系的变动也可能是反映战略性产品贸易情况的晴雨表。关系的波动释放出信号，未来有一定概率两国之间会产生直接的关税壁垒，从而提升贸易的预期风险。而且战略品在冲突中会直接受到冲击，出现“卡脖子”的情况。因此，发生国际关系波动时，大豆等战略品可能会在范围允许内进行一定的布局调整，由此产生贸易转移行为。

第三，大豆的战略性也使其成为一种“示范性”产品，中国掌握超过半数的全球大豆贸易进口量，“大豆外交”可以直接通过友好关系提升与非传统国家的贸易水平，从政治需要上创造需求，以达到双边友好的示范，从而产生贸易创造效应。

综上所述，借助大豆的战略性质，国际关系可以通过预期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以及“示范性”产品间接或直接改变中国大豆的贸易格局，逐步形成大豆进口的多元化，降低大豆进口风险。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2010年1月至2021年10月中国大豆进口不同来源国的月度数据，引入国际关系变量和季节变量，对中国大豆进口的需求系统模型进行估计。主要研究结论概括如下。

第一，国际关系对中国大豆进口具有一定影响。中美双边摩擦显著抑制了中国对美国大豆的进口，中加高层互访显著提升中国对加拿大大豆的进口。

第二，各国向中国的大豆出口不仅受到双方国际关系影响，还与其他大豆来源国和中国的国际关系有关，尤其是它的利益相关国与中国的国际关系。其中加拿大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反应相同，双方与中国的国际关系在大豆贸易上互相策应。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三国中，巴西占据主导位置，一方面中巴政治关系带动南美三国的大豆向中国出口，另一方面巴西也对阿根廷有一定的挤出作用，中巴高层互访降低了阿根廷对中国大豆的出口；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关系类似巴西和阿根廷的关系，利益相关中也具有一定的竞争，中阿双边协定促进乌拉圭对中国的大豆出口，但中阿高层互访则出现了促进。

第三，从支出弹性、马歇尔价格弹性与希克斯价格弹性的结果来看，中国大豆进口需求的增加可以提升除俄罗斯外的来源国对中国大豆的出口，其中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支出弹性最为敏感，而对其他国家的大豆价格弹性不敏感，并且仅有进口占比份额小的来源国的多数交叉价格弹性富有弹性，而巴西和美国两大主要来源国并不受到其他来源国价格的影响。可见，巴西、美国作为中国大豆进口的主要国家，自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的不敏感不利于中国大豆的进口安全。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二元结构”依旧是中国大豆进口的主要问题，中国对于巴西和美国大豆还具有很强的进口依赖性，中国大豆进口安全仍然存在较大风险。由于近些年来中国在大豆国际市场上“大国效应”的显现，单一化的进口来源会威胁中国的大豆贸易利益，仍需加快多元化大豆来源国的步伐，优化大豆贸易格局。二是积极发挥政治关系在大豆贸易中的影响力，重视国际关系和贸易的层层关联，充分发挥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友好关系，寻求新的大豆来源，确保中国大豆进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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